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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否决合法堕胎权后,阿根廷社会掀起的女权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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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0-04 16:51:23

 不久前堕胎合法化法案在阿根廷参议院上以微弱的票数差距被否决了。但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在南美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

 
8月8日,阿根廷参议院以微弱的票数差否决了自愿中止妊娠法(Law of Voluntary Pregnancy Interruption),该法律旨在使堕胎在阿根廷合法化。天主教会欢欣鼓舞——他们领导了一场反对妇女安全合法堕胎的无情运动。从资产阶级政治家到工会领导人在内的好几个政治活动者,已经向这种激烈的反堕胎言论屈服了。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们普遍屈从于新自由主义势力和教会所支持的“家庭价值”意识形态;第二,他们害怕在新自由主义的掠夺下产生的那股新社会力量,这股力量正在从根本上形塑女权运动的政治地域。
 
阿根廷女权主义浪潮是围绕“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运动展开的,该运动始于2015年,旨在抗议14岁的基亚拉·派斯(Chiara Páez)被杀害。运动从反对杀害女性的斗争开始,但很快变得激进化,将“暴力”概念扩展为一个分析范畴,它也包括资本主义对穷人、职业妇女和不遵从性别规范者生活的各类攻击。正是“一个都不能少”和波兰女权运动的政治广度和社会活动,启发了国际妇女罢工(International Women’s Strike)。
 
《雅各宾》杂志邀请了在“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和国际妇女罢工的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几位阿根廷女权主义者进行了一个访谈。访谈或许可以给阿根廷之外的女权主义者这样一个启示:如果女权主义想再次挑战厌女主义,就不能只停留在自由主义政策所规定的“妇女问题”的范畴内。(受访者依次为:LUCI CAVALLERO, VERÓNICA GAGO,PAULA VARELA,CAMILA BARÓN, GABRIELA MITIDIERI;采访者为:Cinzia Arruzza,Tithi Bhattacharya,以下均使用名字缩写)。

 

CA:
 
阿根廷参议院以微弱票数差否决了堕胎合法化,你对此有何回应?女权主义者下一步该做什么?

 

LC,VG:

 
我们的反应既有愤怒又有欣喜。愤怒,是因为参议院的否决意味着他们决定无视女性的权力。我们很熟悉这种情况:垂死的政治精英假装看不见我们的努力,假装它们不算数。这种态度体现在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我们创造价值和建设社区的方式的不认可中。参议院的否决不仅戏剧性地展现了他们的蔑视,也是为了惩罚我们。

 

这里最主要的参与者不是参议院,而是(阿根廷)教皇领导下的天主教会。阿根廷争取女性身体自主的斗争至关重要,因为有关堕胎的辩论也是大规模激进女权运动的一部分;目前,这也是一场有关各阶级获得安全堕胎的机会程度之不同的阶级辩论。正如我们在下议院投票前强调的,对教会来说,它必须阻止大众社区获得决定权。

 

参议院的否决戏剧性地展现了在天主教会的领导,和其他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同谋下,保守政治势力是如何把女权运动当做敌人的。在一些区域我们明显地观察到了这个现象。

 

这也意味着,这场辩论的扩大、复杂化和延续,也体现了我们开展的“一个都不能少”运动的力量、激进性和领域交叉性——“一个都不能少”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群众运动。

 

首先要做到“既不忘记,也不原谅(ni olvido, ni perdón)”。我们将公开羞辱(escraches)那些参议员,强化堕胎提供者的网络、占领公立医院、要求公共生产米索前列醇片(misoprostol,加速分娩的药物)并免费发放使用(不仅在医院),对于每一次流产失败导致的死亡,我们都将指控国家,称其为国家对女性的杀害。我们将继续阐明堕胎问题与工作、贫困、种族主义等其他社会问题的关联。这场运动的一个独特处在于,我们把堕胎编织进了其他政治问题的网络中。

 

这个策略既不简单,也不是自发的,它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的结果——这些工作基于辩论、相遇和集会,共同勾勒了包括堕胎问题在内的暴力网络。身体的主权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位于我们生存的互相依存与不稳定化(precarization)的交汇点。正如参与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农民运动(Campesino Movement of Santiago del Estero)的农村同志所说,我们正处理的问题曾经是个禁忌。

 

PV

 
我们从这次投票中学到了什么?首先,这是一次关于阿根廷政体性质的新教训。参议院是最保守的机构之一,正义党(Justicialist Party)、变革阵线党(Cambiemos)和地方政党在参议院中发挥着封建领主的作用。 “实权(real powers)”的影响也更清晰地体现在参议院中:这次体现的是天主教会的实权(比如,在其他案例中你也会看到商业公司的压力)。参议院的投票向那些对政权仍保有幻想的人展示了,当掌握“实权”者的利益受威胁时,他们会如何行动,以及庇隆主义等传统政党是如何成为他们的利益载体的。

 

因此我们从投票结果中得出的第一条结论是,必须攻击那些“实权”。“政教分离”的要求几乎是自然而然传播开来,这无疑也是女性运动的首要目标。教会逼迫许多男孩女孩戴上浅蓝色头巾(反堕胎斗士的象征)、指责一名堕胎的16岁女孩为凶手的蒙昧机构,依靠国家的经济资助支付主教的工资、补贴宗教学校——拒绝开设性教育的也是这些学校。

 

第二条结论是,我们也必须反抗“实权”的载体,即资产阶级政治家。投票反对自愿中止妊娠法的参议员来自庇隆主义、变革阵线,甚至基什内尔主义(Kirchnerism)等政治倾向。

 

在阿根廷,只有一股政治潮流的立法议员拥护堕胎合法化,即工人左翼阵线(Workers’ Left Front)的反资本主义左派。其他政治潮流在有关堕胎的辩论中都有分歧。

 

8月8日的结果表明,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以推进堕胎合法化。有观点认为我们尽管输掉了参议院的投票,却还是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斗争还没有结束,它曾经是,也依然是一场在学校、工作场所、街道和家庭中展开的革命。到处都有女性存在,到处也都有我们的身影,这一点我们讨论过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吗?没错,的确是。但是我们还没有取胜,我们需要更大的火力。

 

如果我们能在阿根廷组织起争取堕胎合法化的大罢工,会怎么样?如果“绿潮(译注:支持堕胎游行者以绿色为标记)”涌入工会,让8月8日阿根廷的交通、学校、医院、工厂和国家机构全部瘫痪,又会怎么样?如果阿根廷境内的工人组织使社区陷入瘫痪、切断国家公路,会发生什么?结局永远无法预测,但在那种情况下,政府若想无视参与运动的数百万人的声音,要付出的代价会更高。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增强自己的威胁性。为此我们要把自己的绿色注入保守派、常规、以及大多数工会的官僚主义灰色中。堕胎的机会事关整个阿根廷工人阶级。因此虽然作出决定的是女性,需要为这一决定的履行而奋斗的却是整个工人阶级。

 

女性运动的目标正是:与职业妇女(她们已经是工人组织的一部分)建立联系,集体商讨该如何让工人组织把女权主义议程纳入自身的议程——不仅是作为一项外来议程,而是作为自己的议程,因为女性问题也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

 

女性占了工人阶级的一半,大多数教师和护士都是女性,大部分不稳定工作都由我们从事,我们也负责着绝大部分家务劳动。正因如此,自由决定自己的身体和做母亲的这种基本权利,是整个工人阶级必须争取的。同样,工作的不稳定、健康和教育资金的缺乏(这导致上周两名教师丧生)、工作时间的延长(使家务和有偿工作的双重负担变得难以承受)等对工人阶级的威胁,也是女权运动要反抗的。

 

CB,GM

 
这次投票揭露出了一个右翼核心,它一边继续抽象地讲着保护生命的问题,一边提出厌女主义的、令人厌恶的论断,把女性当作怀孕机器。甚至当萨尔塔省的参议员乌尔图比(Urtubey)提到在阿根廷能够合法堕胎的情况(比如强奸导致的怀孕)时,他还辩称并非所有的强奸都是对女性的暴力。

 

但在参议院之外,气氛完全不同。在街道上我们有来自全国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女权主义团体、民间社会组织,他们都去了首都,在投票当天忍受了12个小时的坏天气。

 

我们的回应是要在组织方面加倍努力。我们要加强全国安全自由堕胎权利运动(National Campaign for the Right to Safe and Free Abortion),巩固其他女权主义领域,比如在公共卫生系统内开展的卫生专业人员争取决策权网络(Network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the Right to Decide)。我们要扩大粉色援助会(Pink Relief)等女权团体的规模,该组织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关于如何安全堕胎的信息。

 

我们将继续要求落实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 Education)法,这将促进在教育环境下对性、性别角色、女权主义和去父权化工具(de-patriarchalization tools)的讨论和反思。当然,我们也要争取下一次,也就是第八次堕胎法案。我们知道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刻,但他们没有击败我们。堕胎将会合法化。过去几个月期间我们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果:使辩论公开化、将堕胎政治化并移出私人领域,强调堕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强调尽管我们没有赢得这场斗争,我们也完全不觉得被击败了。使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女权主义网络也将使我们继续斗争。我们很也乐于说,我们属于一个新的大众左派,一个如果不谈论女权主义就无法设想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反之亦然。一个教训是:总的来说,政党和政治结构应当顺应形势,要理解女权主义不只是一句时髦的标语,而是理解并讨论一切的方式。

 

CA

 
工会在阿根廷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你认为劳工权利和生育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的问题有关系吗?关系是什么?

 

LC,VG

 
工会中的辩论十分活跃。事实上,女权运动已经把堕胎权列入工会议程了。许多工会工人都参与了绿手帕运动(pañuelazos),过去几个月出现劳资冲突时人们也采用了这种斗争方式。

 

6月25日的大罢工当天,在全体劳工联合会(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门口举行了一次绿手帕运动。这场罢工受到了争取堕胎权的斗争的方法和政策的影响。并不是说工会领导人接受堕胎运动的全部要求,但如今劳工权利与生育正义的问题已经联系到了一起,因为当我们从女权的角度重新构想工作的概念时,我们便已经在女权主义罢工中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这一“交叉”是作为政治过程的女权主义罢工所导致的。它和我之前提到的堕胎的阶级维度有关。重要的是,许多工会的女性领袖都公开表示支持堕胎合法化,但教会也在工会中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另外需要强调,女工是如何在某些情况下反抗她们自己的工会领袖的。比如乘务员(属于全体劳工联合会)于8月8日和3月8日占领机场,她们在各个航班上都采取了支持堕胎的行动。女权运动也得到了“大众经济(popular economy)”领域的工人(从拾荒工人到邻里流动厨房的工人,还有缝纫工人、小区的“护理人员”)的支持,他们是新型工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对传统的“工作”观念构成了挑战。

 

我们发起的女权主义罢工扩展了“工人”的概念本身,超越了党派左翼的教条,重新勾勒了我们所理解的“阶级斗争”。我们正在培养一种能在号召罢工时自下而上地向工会领导人施压、以改变罢工本身的能力。这种重新勾勒、重新构想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提议,而是体现在无数的大众集会中,将集会本身转化为一种组织工具。

 

比如,“一个都不能少”集会是由百事跨国公司的下岗工人和144号线的工人组织的,他们响应了关于全国范围内的性暴力的呼吁,参与者也有媒体工作者和被贝纳通(Benetton)等土地所有者当做罪犯的马普切(Mapuche)社区的女性。“一个都不能少”运动推动了“一个移民妇女都不能少(NiUnaMigranteMenos)”等新政治空间的展开,也提出了如“一个女工都不能少(NiUnaTrabajadoraMenos)”、“不能让任何一个女性因秘密堕胎而死(NiUnaMenosPorAbortoClandestine)”等口号。

 

PV

 
全体劳工联合会的“老板们”发挥的作用严重不足;7月7日,他们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对于堕胎合法化后,工会运营的互助或社会计划的经济成本表示“关注”。

 

但是工人运动不只有庇隆主义式的领导。作为对工会“老板”声明的回应,工会妇女领袖组织了动员,许多带着绿手帕的人出现在学校、医院、公共办公室、大学等工作场所。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场有意思的普通民众运动,其中一些是由左翼激进分子领导的。

 

比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食品厂发生了一次反性骚扰罢工。2011年,由于一名女工受到了经理的性骚扰,整个工厂都罢工了。在阿根廷还没有其他类似的罢工的记录。

 

这该算是一场女性罢工还是工人罢工?这个问题很重要。受害者是一名女性,领导罢工的是内部委员会的女性代表(其中有些是社会主义女性组织“面包与玫瑰[Pan y Rosas]”的激进分子),她们的要求可以被看做是“女性的要求”,但是工人们采取的集体行动(罢工)是工人运动的经典做法。男性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少了他们,罢工无疑是不可能的。

 

这个例子表明,不应再把工人阶级当做只有工资方面的要求的主体,而应开始将它视为一个有社会力量、为整个社会条件的改善和整个生命的尊严而斗争的主体。从这个角度看,许多要求对工人阶来说都非常关键:难道不是所有工人组织都该抵制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吗——因为这些骚扰侮辱了女工、试图规训她们的身体?如果日托、餐饮、养老护理等任务会让工人阶级女性身体劳累、筋疲力尽,难道他们就不会争取这些服务了吗?

 

回到上一个问题,绿潮运动除了推行政教分离以外,它最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是传播如今回荡在大街小巷、学校、家庭和工厂中的颠覆精神,用它来动摇依然盛行于工人运动中的保守主义。工人阶级女性或许能改变工会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并强化这样一种观念:阶级斗争不仅关乎工资,也关乎生活的质量。它关乎工作场所内、外发生的事。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女性是当下这一波阶级斗争的主角。无论是在生产领域(不稳定化、工资、失业)还是再生产领域(教育、卫生和各种护理任务),每当生活质量遭遇威胁,首当其冲的总是女性。如今我们可以阐明两股力量:一种是工人运动的巨大社会力量(阿根廷有组织和斗争的伟大传统),一种是新女权运动的巨大变革力量。

 

CB,GM

 
我们国家的工会也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非常男性化,甚至那些代表以女性为主的职业的工会(比如教师)也是这样。在过去几个月的斗争中,一件很有趣的事是,全体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表示,如果法律允许堕胎的话,该工会提供给成员的医疗服务没有足够的经费报销堕胎开支。女权运动和联合会内部的女权主义者立即做出了反应。第二天,我们便在联合会总部组织了一次绿手绢(争取堕胎权的标志)游行。

 

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志也正在公务员工会内部提出一系列要求;比如,在捍卫我们的性权利与(非)生育权利的同时,我们也要求产假和育儿假方面的平等、并反思再生产劳动(也被理解为无薪劳动、女性化的劳动)的分配问题。

 

TB

 
“一个都不能少”运动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你认为这是对新自由主义威胁工人阶级生活的回应吗?

 

LC,VG

 
我们发起这场运动正是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威胁。我们通过一次次罢工实现了这个跳跃:第一次罢工是2016年10月,然后是2017年、2018年3月。关键在于把女权罢工与杀害女性等其他形式的暴力联系起来。女权运动改造了罢工这一武器,把妇女的暴力政治化,将它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已经解释了罢工如何促成各种意想不到的联盟,这些联盟又如何反过来扩大罢工的影响和意义。这个一政治进程也包括构建以工作的不稳定性为共同关切的新国际主义。

 

在这始于一系列罢工的“进程”中,有几场讨论和行动很重要。比如去年6月2日,我们在中央银行门口开展活动,谴责金融资本对家庭经济的控制,尤其是对主要收入提供者为女性的家庭。

 

这次行动的口号是“我们希望免除债务”(DesendeudadasNosQueremos)。一年后,也就是上个6月4日的抗议,我们提出了“我们希望活着、自由、不负债”的口号,该口号也被许多工会采纳,他们把“免除国家外债”的过程与个人负债的经历联系起来。把金融暴力包含进对妇女和异见团体的暴力网络中,是探讨我们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剥削动力学的一种方式。

 

在重新描绘的活动中,我们重新勾勒了剥削和价值榨取的形式,它不仅集中在有薪劳动领域。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在阶级问题之外就没有女权运动。女权运动也推动了作为阶级斗争的社会冲突,这种阶级冲突不只局限在工厂的框架内。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大众女权主义可以把各种冲突联系起来,向共鸣板一样把冲突转化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大规模激进反抗。

 

PV

 
要想理解“一个都不能少”这场社会运动,需要将其放在危害工人生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这种政策造成社会关系危机的语境下。杀害女性是这种危害的表现。例如工厂倒闭和对草根工会主义的攻击——这正是百事公司的女工在2017年遭遇的。“一个都不能少”运动支持百事公司的员工,在他们的支持下开展了许多活动。

 

然而到目前为止,“一个都不能少”运动还没有表示它有明确的反新自由主义议程,它没有反资本主义的话语,但它是一场进行中的运动。2015年的“一个都不能少”是一场反对杀害女性的运动,其议题几乎是单一的,三年后我们正在争取堕胎合法化,这一事实表明整个女性运动正在发展壮大。如今,绿色手帕是大众的象征。

 

CB,GM

 
我们正经历一个自身权利遭遇巨大威胁的时期,除了那些压抑性的活动以外,国家的一切其他活动都被压制了。女权运动、女性和LGBTQ运动的兴起,结合了我们在大规模全国妇女会议(National Meeting of Women)上积累了四十年的经验(自1986年开始举办),以及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学生在教室和社区中的经验。这波浪潮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谴责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

 

新自由主义的一道壕沟清楚表明,维持生命的工作要由女工自己来做。福利国家的解体意味着女同志们要在自己社区里组织起来,一同努力生存。同样地,新自由主义的保守逻辑使LGBTQ的生活更加不稳定,只有那些负担得起的人才能享受体面的生存条件。

 

我们正目睹着贫困的女性化、对跨性别者的犯罪化、以及排斥移民的种族主义的加剧。所有这些因素都间接影响着阿根廷工人阶级,因此我们必须超出男性、白人、异性恋和/或本地人的范畴,思考我们的阶级。

 

TB

 
国际主义对于“一个都不能少”运动来说有多重要?

 

LC,VG

 
它是核心。在我们看来这是我们的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们正在践行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我们称之为“国际女权主义(LaInternacionalFeminista)”,它正在各个斗争之间制造一种新的相近性(proximity),我们十分具体地感受着这种相近。

 

除此之外,它还创造了一个新的全球战场,不同于十五年来“全球”和“地方”的区分。这意味着在共鸣(resonances)的基础上编织网络、共享政治词汇和组织经验,这需要一个复杂的转换和写作过程。

 

我们对抽象的反资本主义声明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具体斗争之间的联系。有关土地、新的超大型榨取项目(neo-extractive megaprojects)的冲突,与工作场所和通俗经济中的冲突(它占了我国经济的40 %,是我们大洲的主要经济形式)、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攻击、和堕胎的犯罪化同样重要。关键在于我们所构建的网络的类型——它能自下而上地展开理论思考和行动,而国际主义是日常斗争的一部分。

 

PV

 
国际主义很重要,因为新的一波女权主义斗争并非一种本地现象,而是国际现象。你若是问不同的国家的女权主义潮流有什么共同点,那么很显然,女性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尤其是工人阶级女性,她们是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最严重的目标。我写过一篇和这有关的文章,将在下一期《左翼日报》(La Izquierda Diario)上发表。

 

侵害工人阶级女性身体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的平等主义话语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对于在阿根廷开展反性骚扰罢工的女工来说,与西弗吉尼亚州罢工的教师会面是一次重要的政治经验。同样,这些教师也可以和站在堕胎合法化斗争前线的女权主义青年(Las Pibas)分享经验。这些女性的共同点比她们想象的多得多。

 

CB,GM

 
聚集在“一个都不能少”旗帜下的女性和女权运动,也得益于全球范围内类似的女权群体的共同斗争,并增强了斗争之间的联系。作为反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我们认为国际主义是我们核心政治身份的一部分。就争取合法堕胎而言,国际联系也是必要的工具,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其他堕胎合法的国家,相关的论辩是如何展开的。我们研究了各种法律,甚至复制了在其他地方取得过成功的政治行动形式,比如意大利粉色援助会和芝加哥的“简联盟(Jane collective)”。

 

CV

 
“一个都不能少”运动采用了哪些组织方法?我们知道女权主义青年们占领了学校以支持堕胎权。还有哪些其他形式的抗议,效果如何?

 

LC,VG

 
占领运动的效果显著。占领场所成了女权青年们的集体辩论与反教育(counter-pedagogy)场所,他们是这场女权运动中出色、年轻而激进的一部分。但与日俱增的各类工人集会也同样重要,它们能为每一次冲突做出女权主义的断症。我们正处在艰难的经济形势中,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许多人都失业了。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罢工的谱系和足迹:工人集会中的联盟与实践,是罢工所产生的行动模式的一部分。

 

PV

 
女权主义青年们在学校做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许多人认为这类占领运动仅限于capitol或更政治化的学校,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一场涵盖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和全国许多其他地区激烈的政治化活动,塑造了新一代女性社会活动者和激进分子。前几天,一名16岁的女权主义青年——她是学生中心的领导——对我说她给一群13岁的男孩女孩做了演讲,她说:“我很开心,因为他们比我们好得多,他们是未来……”一个16岁女孩说未来在于13岁的人!这种政治化只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发生。

 

工人运动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子,只是不那么明显。比如在Madygraf工厂(一家由工人运营的工厂),妇女委员会和“面包与玫瑰”于7月22日组织了一场“开放女性集会(open women’s assembly)”,讨论8月8日如何参与行动,以及女工的权利问题。来自百事、卡夫公司、Posadas医院、航空部、INDEC等不同工作岗位的700余名工人参加了集会。

 

里约热内卢圣地亚哥船厂(Rio Santiago Shipyard,该船厂也在挣扎,因为政府打算关闭它)发生的一些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8月8日,一块巨大的绿色手帕出现在胡安娜·阿苏杜伊号(Juana Azurduy)的船首。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事件之一,因为船厂历史上一直是“男性领地”。"

 

这些事情,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工作场所的经验,必须被结合起来,这样男女工人才能增强他们的社会力量。

 

CB,GM

 
过去几个月里,争取堕胎权的斗争规模在成倍扩张,以至于我们无法勾勒出全国各地同时发生的那么多活动。绿手帕运动和每周在国会前举行的街头示威,是一系列政治及社会组织、女权团体和艺术家们的汇聚点。

 

众议院辩论期间,举行了“绿色星期二”,辩论进入参议院环节时又举行了“绿色星期四”。在这几场活动中,我们宣读了女演员、科学家、作家、诗人和音乐家的来信。活动中有辩论小组,也有音乐舞蹈,我们把示威变成一场派对。这些街头集会响应了为争取合法、免费、安全堕胎的全国运动,从中也产生了puentazos等新的团体。

 

“蜘蛛行动(Operation Spider)”是在行动网络扩展的背景下开展的另一场活动。在全国堕胎运动和70多个组织的帮助下,“一个都不能少”联盟与勇敢的地铁工会工人(AGTSyP)一道,在每条地铁线上同时组织了介入活动。每个活动都有自己的口号和原创的艺术抗议。

 

在中学,在辩论和占领学校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青少年——他们要求堕胎合法化、落实性教育和反对学习场所的暴力的规定。如今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女性,这毫不奇怪。还有“estudiantazo”:在国会门前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学、高中和大学开展活动。这些行动的动员程度很高,它们无疑在7月13日和8月8日这两次规模最大的主要动员中汇合了。

 

TB

 
在美国,我们会用“为99 %的人的女性主义(feminism for the 99 percent)”这一概念,讨论阶级斗争女权主义,或者说,一种为了满足大多数女性的需求而必须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女权主义。阿根廷女权主义者是如何看待阶级斗争女权主义的?它的轮廓和目标是什么?

 

LC,VG

 
我们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它是我们日常讨论的一部分。在此我们想强调,这不只是一场学术辩论,而是一场大众辩论。女权主义不一定是用阶级语言表达的,但我们认为就真实的现有运动而言,这种阶级进路对于翻新阶级的概念十分重要。

 

如今,阶级政治的一些最重要的时刻是由反压迫的斗争规定的,它们的政治形式挑战并改变着工会与工人运动——且往往模糊了生活和劳动、身体和领土、法律与暴力的分界。这种状况是由女权运动引发的。我们正开展的运动为当今全世界的反叛想象提供了素材,我们也从这一系列斗争中得到滋养。

 

PV

 
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们依然在努力建构阿根廷女权运动,与为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斗争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有三根坚实支柱:运动本身巨大的规模——因此没人能说它只是一场“中产运动”;在政治实践中模糊了“阶级”与“性别”界限的新一代女性;以及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女性在生产和再生产领域都是“被剥削的身体”。因此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想问:怎么可能想象一种不企图消除那正摧毁我们的剥削的女权主义呢?

 

CB,GM

 
在“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下聚集起来、反对杀害女性的第一次游行参与人数众多,从那时起,阿根廷女权运动就成了社会运动的紧密交汇点,把我们所有的斗争编织在一起。每年6月3日人们提出的口号扩展了;施加于我们身体的暴力不只有身体性的暴力,暴力也体现在工资差距、我们承担的无偿劳动、债务、性别规范、强制生育、失业,以及获得基本服务的不稳定性中。

 

对这整个暴力网络及其再生产机制的认识,使我们得以通过女权主义质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活着、自由、不负债”的口号,是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协议提出的,它是阿根廷女权主义不局限于性别要求的一个例子。如今,女权运动或许是唯一有激进维度的群众运动。

清莱新闻(qunde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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